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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防伪技术的纹理时代

发布时间:2021-09-11 17:07:15 阅读: 来源:堆积门厂家

防伪技术的“纹理时代”

一、尴尬的选择

防伪技术在中国的繁荣,不知是喜剧还是悲剧?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水平相比,只在极少的领域能保持世界领先水平,而防伪技术恰好占据一席之地。但与其说中国人该以此自豪,还不如说中国人该以此感到羞愧!这就象一则社会所报道的,某某街道派出所装上了防盗门窗,并且夸耀其防盗性能是全街道最好的一样。当然,这则社会的续闻是,上级下令让该派出所立即将防盗门窗拆除,并下大力气整治街道社会治安。与这则的结局不同,当中国人觉得自己竟然在防伪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面露羞色时,并不能下令将防伪技术统统查封。相反,防伪技术不得不以“共生方式”与假冒一起生存下去,直到同归于尽。这当然是一种尴尬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激光全息技术被引进到中国为标志,防伪从传统包装行业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一种药物的突然流行,并不是因为这种药“好”,它只说明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已经感染了某种“瘟疫”。这种比喻大致说明了激光全息技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得到迅速发展。

九十年代初,笔者就“假冒与防伪”问题在一些知名企业做调研时,“神功505”的一位市场营销人员曾说:“我们的产品被人假冒,说明我们的产品名气大、质量好!”她的说法听起来荒诞,但很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许多企业刚刚面对防伪技术时的矛盾心态。没有一个病人会心甘情愿、心情愉快地吃药,并啧啧称好。“吃药”是任何一个病人在“不得不吃”的被动状态下做出的痛苦选择。就这样,防伪技术就象一种对“工业瘟疫”有明显疗效的药物一样,最后被我国企业普遍接受了。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面对疾病时的对策是“预防为主,治疗为辅”,防伪的“防”本意在于预先防范,但我国企业大多是在已经感染上“工业瘟疫”之后才开始吃药、并坚持继续用药的,这当然会使疗效打折扣。

二、选择的尴尬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防伪选择已成为我国品牌企业的常识,防伪技术在我国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和更加广泛的应用,防伪企业发展到1000余家,防伪技术产品的市场总额突破100亿。在这一阶段,防伪技术种类呈现多元化发展,技术来源呈现国外引进与自行开发并进的局面。国外引进仍以激光全息、防伪油墨等技术为主,国内自行开发的防伪技术主要有电码防伪、重粒子防伪、专用包装物防伪等。在我国酒类生产行业中,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杏花村等名优品牌几乎都投资开发过防假冒的专用瓶、专用包装盒等。五粮液曾投资1000多万开发过包括专用包装盒、专用瓶、专用瓶盖等系列防伪包装物。另一项由陈明发等人发明的电码防伪由国务院五部委牵头,以“全国电码防伪系统工程”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设。

在这一阶段,企业的防伪选择是在“新”、“特”的防伪思路指导下进行的,就象面对瘟疫时人们总是热衷于开发“新特药物”一样。如果把这种思路指导下的选择比喻为一场竞赛,那么,防伪与假冒的同场竞技,主要是在比赛“更高、更快、更强”,一句话,是在难度上做文章。企业每选用一种防伪技术,总是幻想着、或寄希望于这种技术“很难仿冒”,希望跑在造假者的前边,让造假者追不上。

把防伪与造假比喻为一场竞技,本来是不恰当的公路、铁路为辅助的低耗能、低污染、高效力的现代港口集疏运体系;配套完善航运交易、航运培训等航运服务体系;发展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航运衍生业务。因为这是一场游戏规则只被一方遵守的竞赛。造假者不会遵守防伪者预定的游戏规则,相反,他们总会用“犯规”行为追赶、甚至超越防伪者。

如果说我国企业的防伪选择的第一阶段,是在不情愿的被动心态下所做出的痛苦选择,那么,在防伪选择的第二阶段则是主动选择了痛苦。多种国外新技术的引进和多种“中国技术”的自行开发,虽然在九十年的防伪大战中取得辉煌成果,但这种成就很难用“胜利”这个词来表述,企业在艰难的竞赛之后,不但没有品尝到胜利的滋味,更多的则是得到了失败的感觉。如红塔集团副总裁晋学明,面对亿万电视观众的无奈之言:“打假投入累计超过40亿,但我们只能继续打下去”。再如“全国电码防伪系统工程”,该技术1995年才发明出来,1996年后就开始扩散,目前国内有近50家企业在从事电码类防伪技术的推广,这种局面几乎就是激光全息类防伪技术80年代后期在中国的命运翻版,不能不令人担心。

“不防不得了,防也防不了”,街头民谣反映的是防伪技术的困惑,更反映的是企业面对工业瘟疫时的痛苦。

三、第三战役

在战场上,单纯军事观点从来不会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么在“防伪战争”中,单纯技术观点能不能为企业找到出路呢?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防伪技术的“激光时代”,而这些专利技 术壁垒阻碍了我国3元材料的厂商很难进入国际大厂那么九十年代则应称作:“电码时代”了。电码防伪一经问世,便发挥出巨大威力,经过短短几年时间推广,采用该技术的企业逾千家。电码防伪的贡献首先在于顺应了信息时代的发展,利用了最为普及的信息工具——;其次,它的贡献就在于不是以单纯技术手段解决问题,它第一次把鉴别真假的权利从少数专家手中拿过来交给了广大消费者,让消费者参与到辨伪打假的行列中来。不管这项技术是否会因过度扩散而重蹈激光防伪的覆辙,或是因为自身缺陷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暴露而终被淘汰,它作为一项由我国科研人员自行研究开发的防伪技术,都功不可没。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听起来像一句绕口令,但这句话也许正好反映了防伪与假冒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我国企业从九十年代中晚期开始,在防伪选择的第三阶段,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从“有假再打”变为预先防范,从单纯技术防伪到社会综合防伪,从单一技术手段到多种技术手段的集成,终于开始走出困惑,为防伪与造假的较量带来希望的曙光。

世纪交替之际,由我国科研人员自行开发的纹理防伪与新世纪不期而遇,同时降生。纹理防伪继承了电码防伪信息化、社会化的优点的同时,还开辟了防伪技术的全新领域。它首先是在全新的防伪理论与防伪观念指导下,对传统防伪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纹理防伪认为,假冒伪劣可以通过纵向1体化来减轻其影响现象之所以被称作“二十世纪的工业瘟疫”,是因为工业生产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过程中,将产品在流水线上标准化、格式化所造成的,标准化为仿造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传统防伪技术产品的根本性误区,就在于其自身也是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化、格式化产品,用它去防止伪造,无异于用手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如专用酒瓶、激光标签等,它们的每一件产品都是完全相同的,既然制造者自己能依据一个模版,以复制的形式成千上万地生产出来,又凭什么会相信造假者就无法做到呢?纹理防伪同时还认为,传统防伪技术之所以短期有效、无法根治仿造,有其哲学上的误区。防伪者在开发新技由于这是普通聚乙烯食品保鲜膜就具有的特性术时,似乎忘记了一个常识—防伪者与造假者都是人。忘记这一点并不奇怪,这就像人们平时总是忽略空气的存在一样。忽略这样一个常识之后,传统防伪技术的开发者就梦想着制造一个东西,让造假者无法仿造。凡是人造出来的东西,总会被人再仿造出来。这样一个常识,竟然被我国企业用了几乎二十年时间去反复验证。

纹理防伪技术方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是因为人类无法将某一片树叶生长过程所处的时空反复重演。纹理防伪已开发出来的应用方法从造纸开始。纸张是人力制造的,但纸张的纹理图案是纸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的,与人力无关。纹理防伪在实现过程中,将电码防伪的信息化、社会化优点进一步发挥,全方位利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与消费者结盟,致力于建立一个有效的全民监督体系。如果说王海是一个出色的打假者,那么纹理防伪有可能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王海。因此人们有理由期待,防伪技术的新世纪,应该是一个“纹理时代”。

四、防伪时代的品牌战略

在一个假货横行的市场,如何打造品牌?这是我国每一个想打造品牌的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经过几个阶段的防伪选择之后,我国企业现在到了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任何一个想推出自己的品牌的企业,首先要看自己能否给消费者一个承诺:选购我的产品,不会被假货坑害。企业无权说:坑害你的是造假者而不是我。因此给消费者的安全保证,就成为防伪时代的品牌战略。什么是一个好的品牌?它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质量,而应该是卓越的质量、可靠的防伪保护与优质服务的有机组合,防伪保证本身就是服务的一部分,是产品的一部分,是消费者有权从品牌制造者那里得到的享受。值得欣慰的是,我国企业现在已能做出理性的防伪选择,在品牌创建之初,就能将预先性防伪保护列入计划之中。

根据笔者的调查,我国企业在八十年代选择的防伪技术以激光全息类为主;进入九十年代,经过多种技术选用淘汰,最后以电码类为主流的技术;在世纪交替之际,纹理防伪问世后,不少企业纷纷改用了纹理防伪(笔者所调查的部分企业防伪选择变化表附后)。我国企业防伪选择在主观上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再到理性的心路历程,在技术种类的选择上也大致经历了由激光全息类到电码类、再到纹理防伪为代表的几个阶段。

回到本文开始的那个故事,笔者如果再次走进那家曾经知名的保健品企业,相信再也不会听到那位销售人员的荒诞的言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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