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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大屠杀过程是什么样的纳粹大屠杀中杀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发布时间:2020-12-25 06:00:21 阅读: 来源:堆积门厂家

纳粹大屠杀过程是什么样的 纳粹大屠杀中杀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东方屠杀

制定东方总计划

在纳粹党的种族主义蓝图中,《东方总计划》是仅次于《犹太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这是纳粹划定他们“大日耳曼帝国”东方边界的计划书,以及对超过5000万他们所谓“劣等”的斯拉夫、吉普赛和塞尔维亚等民族和纳粹意识形态的敌人(主要是指布尔什维克主义俄国)的占领区种族清洗政策。这份计划书从1936年开始制定,到1940年最终完成。

这份计划书的最终版本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被称为“小计划”(德语:Kleine Planung),这份计划从1936年就开始实施,即要使二战前德国边界以东的地区逐渐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在这个“小计划”实施的各个阶段,将制定出更多的细节。这样,从吞并奥地利到慕尼黑会议的领土要求开始到1939年11月制订征服波兰的计划都是这个“小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第二部分,被称为“大计划”(德语:Grosse Planung),是赢得战争后要实现的目标,即他们要在战争过程中及其之后25至30年期间逐渐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这个计划中,除犹太人之外,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和波兰人都被纳粹认为是“低劣的种族”,其中波兰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在被清除之列。苏联境内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民族也是所谓“劣等民族”,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无辜平民被杀害。

对平民的屠杀

根据保守估计,纳粹政权在占领波兰期间屠杀了20万波兰人(不包括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人)。其中大多数是波兰的大学生、教师、大学教授、军官和工人,这些人大多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以“危害治安”为由被杀害。1944年的华沙起义失败后,德军开始在撤离波兰时沿途无差别的屠杀波兰人,这使得战争倒数第2年波兰成为平民死亡率最高的中欧国家。

仅仅因为在纳粹理论中被列为劣等民族,至少60万塞尔维亚人和22万吉普赛人在纳粹德国的占领区中被屠杀。仅在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就有超过10万塞尔维亚人被集中的有组织屠杀。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当月末,德军就在乌克兰基辅附近制造了娘子谷大屠杀,两天之内共杀害了至少3.4万犹太人以及其他当地居民。在随后的一个月内,10万多苏联平民丧生于娘子谷。

1942年7月4日,纳粹德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在随后的三个月内,德军将克里木14多万平民不分老幼塞进船里再开炮将其击沉,对企图游上岸的幸存者开枪扫射,不留一个活口,在德军占领克里木期间共有25万平民被屠杀。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共有60多万苏联平民被纳粹德国折磨致死,其中有许多人被焚尸灭迹。仅在立陶宛的波纳利镇上就有8万名苏联平民被集中屠杀。24万苏联平民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中被德国军队残酷的杀害。很多情况下德军会在撤离他们新占领的村庄时用炸药将依然在使用的住房炸毁,里面的居民不准出来不然就会被视为“抵抗”而杀害。同时为了抢夺粮食和物品,随意枪杀当地居民也成为对于德军司空见惯的事。德军在占领区大批的强征苏联妇女作为军妓的行为(一般认为至少有300万苏联妇女被德军强奸)导致的当地居民抵抗更加重了当地受害者人数的剧增。

以“反德游击队”名义在苏德战线后方的德国占领区进行的屠杀则更加令人愤慨。为了邀功,在苏联的德占领区的德军驻防部队经常以“清剿游击队”的名义对村庄和城镇的苏联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的胡乱逮捕然后处决,随后德军会将这些遇害者作为“游击队”和“抵抗分子”的人头而去上报战功。这种野蛮行为至少导致200万苏联居民被屠杀。事实上这些只是纳粹在苏联进行屠杀活动的冰山一角,二战中至少700万苏联平民死在纳粹的枪口下。

1945年年初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国境内外大部分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像羊群一样被赶上路。仓促间,集中营的看守甚至不给囚犯收拾行李的时间——尽管他们的个人物品少得可怜。许多人在从事完繁重的劳动后便直接上路了。据史学家丹尼尔·布拉特曼的新作《死亡行军:纳粹种族屠杀的最后阶段》介绍,共有50万名来自德国境内外集中营的囚犯被迫进行“死亡行军”,有25万名囚犯在迁移过程中死亡。

除了种族灭绝,纳粹还根据宗教信仰、政治观点、身体和精神状态来对异己者进行有计划的消灭。在纳粹统治下的整个欧洲,大约有100万到150万政治犯被消灭,其中许多是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罗马天主教徒也是受害最深重的群体之一。针对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纳粹宣传材料声称每个精神病患者要消耗60000帝国马克的资源,最好的方法是将其消灭。仅仅从1939年到1941年,就有大约10万名弱智人和精神病患者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零散被杀害的精神病患者可能超过4万人。最后,纳粹还有组织地杀死了5000到15000名同性恋者,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性取向。

对战俘的屠杀

1940年至41年冬,在德国出现了粮食短缺和人民的抱怨。纳粹意识到维持食品充足是得到公众支持的关键。据历史学家德博拉和扬凡佩尔特计算:“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将不得不因为纳粹维护德国的肉类口粮而死在纳粹德国在东方掠夺粮食的军队手中,而(至少250万人)德国士兵将成为消耗当地粮食的主要对象。”

德国军队在1941年6月21日到12月6日期间对苏联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俘虏了几百万苏军战俘。也许在战事急剧发展和前行速度颇快的军挺进中,要求德军照顾好人数为几百万的大批俘虏确实有困难,但根本的在于德国人根本没有做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努力。德国军队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故意不给俄国战俘饭吃,而在1941年冬季漫天大雪的天气里,气温降低到零下时,连他们安身的地方也未做好安排,许多俄军战俘因此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其残酷程度甚至让纳粹的高级领袖都无法漠视,东方占领区事务布部长罗森堡在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经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 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三百六十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折磨而死。……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德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饿劳累,跟不上队伍,被就地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抛弃在原地。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刮风下雨,战俘也睡在露天里……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绝大部分苏军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苏军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

以关押苏联战俘的第350号战俘营为例。这个战俘营从1941年7月一直存在到1944年10月。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首批战俘已到达,这里环境极其恶劣,供应的食品不仅难以下咽,而且数量极少,根本不够分配,绝大部分战俘食不果腹。苏军战俘在那里处于非人的条件下,他们住在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不给生火取暖。虽然每天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的重活,可是供应的伙食,在战俘营党卫队看守心情最好的时候,配给苏联战俘的口粮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二公升所谓的“巴兰达”汤。而通常最普遍的伙食,只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克面包,所谓的汤里只有草、烂土豆、树叶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残渣。有很多战俘由于遭受折磨体力不支而死去。整个二战中,至少有400万上下的苏联战俘死在德军手上。

与此同时,纳粹宣称:“看着东方,那里将成为新欧洲的... ...一个真正的粮仓(其特点是)低密度的人口......和繁荣的农场以及吸引人的小城镇与粮仓。”他们设想,“驱逐四千万到五千万人,其中包括80-85%的波兰人和苏联人......这是等于是心照不宣地说明了他们将被杀害。”

奴役占领区的人民,使他们为第三帝国干最低贱的劳动,并不只是战时的权宜措施。 如果纳粹帝国长久维持下去,纳粹的新秩序将意味着德意志主宰民族统辖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的庞大的奴隶帝国。1941年7月,当时希特勒进攻苏联还不到一个月,他便着重指出,他的占领苏联计划是"一种最后解决办法"。一年以后,侵略苏联的战事进入高潮时,他教训部下说:"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办法:把他们之中的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谁要是妄谈什么该对当地居民慈悲为怀,该让他们得到教化,马上把他送到集中营!"

截至1944年9月底,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平民共约7500000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用武力逮捕来的。此外,还有200万战俘。他们被装在铁篷货车上运到德国,途中常常吃不上, 喝不上,连拉屎撒尿的地方也没有。到了德国以后,就被派到工厂、田间、矿山从事劳动。 不仅劳动繁重,而且还遭到侮辱、殴打和挨饿,常常因为缺衣、缺食、没有住所以致冻饿而死。

在二战中欧洲死亡的4600万军民中,竟有1100万—1200万平民和战俘死于各种各样的纳粹集中营,其中至少包括450万犹太人和380多万苏军战俘。

零星暴行

纳粹的种族法

从1936年到1944年,纳粹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种族歧视的法案,它们被统称为《种族法》。希特勒实行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是由杀害德国本国的残疾人开始的。德国残疾人在人种上也是“雅利安”人,但却被纳粹视为“劣等人”,后来纳粹将“劣等人”的范围扩展到吉卜赛人、犹太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

为了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洁性,清理德意志的基因库,将“人类不平等”这一思想制度化,纳粹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1933年7月纳粹政府颁布了《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即绝育法,主张对患有各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病人实行强制绝育;1933年11月颁布《反危险惯犯法》和《安全和改革措施法》,授权将反社会者关进国营医院,对性犯罪者实行阉割手术;1935年9月颁布《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二者统称纽伦堡种族法,正式在法律上排斥犹太人、吉卜赛人、黑人;1935年10月颁布《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即婚姻卫生法,要求对整个人口进行甄别审查,防止患有“遗传性退化疾病”的人结婚。短短两年间,德国因“缺陷”而被强制实行绝育的人数竟高达5万。

1938希特勒授权实施一项屠杀身心残疾婴幼儿的“儿童安乐死计划”,该计划的受害者约为5000人。1939年希特勒启动了屠杀成年残疾人计划。纳粹医生和医院院长公然叫嚣:“解决精神卫生领域问题的方案必须是一个能够消灭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们医院的病人太多,把他们打死好了,这样你们就会有地方了”。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称:“一些根据人道判断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根据纳粹专门执行安乐死的机构统计,70273人被“消毒”。根据这份统计,在未来10年内安乐死的执行可为帝国节省885439980马克,13492440公斤肉类和香肠。残疾人安乐死的计划进一步在德国占领区扩大实施,大规模屠杀吉卜赛人和犹太人,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进行所谓“最终解决计划”,在整个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被纳粹杀害的无辜平民达600万人以上。

“唐人街”

19世纪末期,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和鸦片的欧洲商船从广东回到汉堡港。船上走下一群中国人。他们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时间,被囚在船舱底下做供暖工或机房工。 20世纪初,从中国回来的欧洲商船渐渐多了起来。商人们开始同意妇女在船上作一些杂工。很多中国船员的妻子也跟着四处漂泊。日子久了,有些船员的家属因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随船队出发,被遗弃在汉堡。他们就结伴搭伙,在港口圣保利区搭个小屋或几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当1921年中国领事馆建立时,圣保利区首饰街一带已居住了2000多名华人。当时的《汉堡晚报》就称这一带是个“小中国”。1929年10月,来自浙江宁波的老海员陈纪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协会——“水手馆”。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曾和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德国需要中国的战略物资钨、铁、锰,要造枪炮就需要这些物资。而中国需要德国的枪炮,进行军事装备。所以,平安地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人,并没有像大多数犹太人那样早早收拾行李、变卖家当。相反,很多中国的士绅家庭子弟还选择到德国留学。 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纯净德国血统”政策,认为“五代都是德国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国人”。华人们被逼与德国太太离婚,理由是“会玷污日耳曼人的血液”。 1939年前后,二战一触即发,纳粹政权逐步加大对各国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国人开始逃离汉堡。特别是1941年,纳粹与中国断交,华人地位急剧下降。没过几个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馆、杂货店等都被迫关闭。但是仍有大约300多名中国人留守在首饰街。他们认为,纳粹最终抓的只是犹太人,对华人的举动只是战争环境造成的。

捏造“通敌罪”迫害华人风云突变,1944年5月初,“水手馆”陈老板等人接到纳粹内线的密信,说纳粹准备向中国人动手。当夜,100多中国人逃离唐人街。13日,200多个盖世太保在布雷希特的带领下,从首饰街两头包抄进来。他们以凭空捏造的“通敌罪”把剩余的130人全部逮捕。 盖世太保把无辜的华人关进了福尔斯布特盖世太保监狱。在狱中,中国人必须进行强制劳动,否则没有食物。3个月后,其中80人被投进位于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营”。由于集中营里的卫生状况很差,中国人又必须进行高强度劳动,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则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战结束后,德国向被屠杀的犹太人、平民和盟军战俘的亲属提供了大量的抚恤金,唯独对幸存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表示。他们认为当年对中国移民的大搜捕并非“种族灭绝行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有着本质区别。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汉堡才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如今,在首饰街街口,有一块漆黑的、牢牢镶嵌在墙上的铁牌,上面写着“这里曾是中国唐人街的旧址。”德国从那时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唐人街。

乌斯塔沙罪行

乌斯塔沙隶属克罗地亚,二战期间为纳粹傀儡“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武装组织,纳粹德军的走狗,伪军;德国人上台后就对塞尔维亚人大开杀戒,做法十分残忍。战后乌斯塔沙被南斯拉夫人民政府审判惩处,绝大部分乌斯塔沙分子被南斯拉夫人民军枪决或劳教;几个头目逃亡到了国外,但最后基本都死于南斯拉夫特工之手。

乌斯塔沙于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成立,其目标是让克罗地亚由南斯拉夫独立,其领导人巴维里契(Ante Pavelich)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有密切关系,并且领取其津贴。1941年德国与意大利进攻南斯拉夫,乌斯塔沙组织的军队便趁此时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并加入轴心国阵营。而且乌斯塔沙组织也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

乌斯塔沙的标志是一个大写的印刷体字母“U”。这个标志很容易被到处粉刷。它的一个变体是在顶上加一个“+”号,意为十字架。

乌斯塔沙当时信奉纳粹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种族上的“纯”克罗地亚,并且视生活在克罗地亚与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为他们的主要障碍。这样,1941年5月,乌斯塔沙政府部长米勒·布达克、米尔柯·普克、密洛凡·詹尼茨等人宣布了乌斯塔沙的目标: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改信天主教;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驱逐出境;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彻底消灭。

纳粹意识形态同时也带来的一个小问题:克罗地亚人本身是斯拉夫人,这样按照纳粹的标准,他们自己反而成了劣等种族。为此,乌斯塔沙的理论家们不得不编造一套理论用来证明克罗地亚人起源于“非哥特文化”,从而使自己步入雅利安人的行列。

乌斯塔沙领导层的家庭成员中有犹太血统或塞尔维亚血统的,会被授予“荣誉雅利亚人”的头衔。但是,一些低级别的乌斯塔沙分子不得不依靠杀害自己的塞尔维亚妻子或孩子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乌斯塔沙把斯拉夫穆斯林看成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不同的是,穆斯林并不受迫害。他们有的参加了乌斯塔沙的克罗地亚国防军,有的参加了乌斯塔沙的种族清洗活动,甚至还有的参加了纳粹德国党卫军,组成了党卫军第13“圣刀”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一师)和党卫军第23“短剑”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二师)。乌斯塔沙政府甚至把萨格勒布的一座前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

除此之外,乌斯塔沙反对工业化和民主化。

据说乌斯塔沙政权在二战期间从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那里掠夺了价值3亿5千万的黄金。大约1亿5千万被英军截获,但是,剩余的2亿到达了梵蒂冈,并且至今依然存贮在梵蒂冈银行里。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来自梵蒂冈的压力,但美国加利福尼亚法院仍然授权审理此案,并依法否认自身的这一行为越权。

1945年乌斯塔沙被由铁托率领的人民军击溃,克罗地亚再度并入南斯拉夫。

乌斯塔沙组织虽然达成了克罗地亚的独立,但是乌斯塔沙政权却同时残酷地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根据统计,乌斯塔沙建立超过十个集中营,杀害达九万三千人;但是塞尔维亚人的切特尼克组织也杀害不少克罗地亚人,这都是导致南斯拉夫族群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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